深夜，我接到他的电话，背景音嘈杂，他听起来醉醺醺的。
“时尹...我好想你…”他的声音断断续续，“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复杂...每个人都戴着面具…你喝酒了？”
我担忧地问。
“一点点…”他含混地说，“今天见了投资人...他们只关心利益...不像你…”电话突然断了。
我回拨过去，无人接听。
那晚我辗转难眠，脑海里全是他痛苦的声音。
我认识的莫淮辞从不酗酒，更不会深夜买醉。
纽约到底给了他怎样的压力？
第二天中午，他才回复：“昨晚抱歉，喝多了。
别担心。”
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，突然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：我们正在变成彼此通讯录里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他面对的困境我不了解，我经历的日常他无法参与。
大洋彼岸，我们活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十二月初，文学社的学长徐朗邀请我参加省里的文学比赛。
他是研究生，为人温和有礼，经常帮我修改稿子。
某次讨论后，他委婉地表达了对我单身状态的好奇。
“你好像总是独来独往。”
他递给我一杯热茶，“没考虑过谈恋爱吗？”
“我有男朋友。”
我下意识回答，”他在美国。”
“哦？”
他挑眉，“从没听你提起过。”
我苦笑。
怎么提起呢？
说我们曾经多么亲密，现在却连基本的交流都困难？
说我想他想得发疯，却不敢打扰他的工作？
圣诞节那天，我等到凌晨，终于等来了莫淮辞的视频。
他背后是一棵小小的圣诞树，看起来是在公寓里。
“圣诞快乐。”
他微笑着举起一杯红酒，“抱歉礼物要晚点到。”
“没关系。”
我裹紧被子，“你一个人过？”
“嗯，同事都回家了。”
他的笑容有些勉强，“你呢？”
“和室友吃了火锅。”
我顿了顿，“徐朗学长送了我一本书。”
“徐朗？”
他皱眉，“谁？”
“文学社的学长，很照顾我。”
屏幕那头的表情微妙地变化了一下，随即恢复平静。”
那很好。”
他喝了口酒，“有人陪你过节。”
我们聊了些近况，但都避开了真正重要的话题——他的工作进展，我的孤独感受。
挂断前，他突然说：“时尹，你还爱我吗？”
这个问题像刀子一样扎进我心里。”
当然。”
我轻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