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，齿尖淬过火。
当晚他们在招待所分赃，他第一次看见分尸照片：“关节处要先锯软骨，和拆猪腿一个步骤。”
加入团伙后的首次分尸在深圳出租屋。
受害者是个中年男人，他把冻肉刀递给王学礼：“从锁骨下刀，避开主动脉，血不会喷得到处都是。”
锯条卡住肋骨时，他想起八岁那年锯松木的情景，“加点肥皂沫，”他对愣住的张玉良说，“和屠户给骨头上油一样。”
分尸结束后，他蹲在浴缸里清理碎肉，发现死者后颈有块胎记，和父亲杀猪时在猪耳做的标记一样。
“得把胎记剁烂，”他用刀尖挑开皮肉，“不然警察会认出来。”
犯罪心理侧写中国刑警学院教授李卫国指出，吴宏业的童年经历形成“屠宰场式犯罪逻辑”：1. 生物解构认知：从小接触动物解剖，将“肢体分解”视为正常劳动流程，对人体结构产生工具化认知；2. 疼痛脱敏机制：断指事故中未获得情感支持，反而被赋予工具（木锯），形成“身体残缺=劳动能力升级”的扭曲认知；3. 职业代际传递：父亲的屠刀虽被埋葬，但其“分解-处理-丢弃”的工作流程，被无缝迁移到犯罪行为中。
这些心理机制在他17岁时已完全成型，当锯条第一次切入人体时，那个在屠宰场捡猪肺的男孩，终于在分尸现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“屠刀”。
（本章证据来源：哈尔滨市道外区医院1983年诊疗记录、吴宏业小学自然课教师访谈、1992年深圳分尸案现场勘验报告）第二章：骨锯的刻度（1993-1998）1993年冬，吴宏业在深圳罗湖的地下室改装骨锯。
他拆了父亲的木锯，将锯齿换成3毫米间距的合金钢片，锯齿根部刻上“吴”字——用的是受害者陈丽的金镯子棱角。
“这样锯骨时，锯齿会在骨面留下标记，”他对王学礼说，“和屠户在猪骨打编号一个道理。”
1994年春，十八岁老陈案是他首次独立分尸。
受害者被割喉后，他先卸下对方左手小指——和自己残缺的那根位置相同。
“断指处血管少，”他向围观的戢红杰解释，“先锯这里，血不会溅到锯条上。”
锯条切入指骨时，他哼起童年屠宰场
